那天半夜，我从瑜伽垫上爬起来，打开手机银行。 陶建国没有救她的儿子。 我坐在对面喝粥，一声不吭。 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哥哥身上。 可没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回答。 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裸着灯丝的白炽灯泡嗡嗡地响。 是妈妈打电话叫陶叔叔来河边帮忙看孩子的。 不是没有人注意到。 五个人的群。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裴临，陶舒。 我的罪名是不够无私。 陶舒大概是过意不去，从购物袋里翻出一条裙子递给我。 "老陶不会游泳。" 躺在瑜伽垫上，手机屏幕还停着那份签好的保密协议。 有人在等我。 不到四平米，堆满拖把桶和杂物，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。 这份协议是导师亲自推荐的。他说凭我的论文和数据能力，整个课题组只有我最合适。 妈妈给陶舒提前过生日，订了三层草莓蛋糕。 哥哥听到动静走出来，条件反射站到裴临那边。 他说临时有事来不了，后来我在陶舒的朋友圈看到，他那天陪她去了游乐园。 裴临不耐烦了："舒舒那天心情不好，我不可能丢下她！你能不能别揪着不放？" 看了三遍，一个字也没说。 所以陶舒被接进家里的那天，妈妈抱着她哭了一整个下午，说"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"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