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进行了六次，每次五十分钟。到第四次的时候，林知远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——他系统地、完整地、不带任何修饰地，把他从小到大经历过的那些偏心、忽略、不公，一桩一件地梳理了一遍。 “媳妇儿，我想好了，今年过年，咱们不回了。” “还有我哥，知远，他今天工作忙来不了，特意发消息让我代他跟大伙儿说声抱歉。”林知行举了举杯，“哥，你要是看直播的话，兄弟敬你一杯！” 我是值得的。 他拿起手机，又发了一条：“你做的什么都好吃。随便。” 确认了什么？ 他完全不记得这篇作文是怎么到他手里的。也许是某次整理东西的时候无意间收起来的，也许是大儿子拿给他看他随手塞进抽屉里的。他记不清了，但这封信一直在这里，安静地躺了二十年。 林建国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他还在生气。” 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总监，团队四十多个人，每天从早到晚，项目评审、数据复盘、团队管理、跨部门撕扯，忙得脚不沾地。他的日历是用十五分钟一格来排的，每个格子都被塞得满满当当，连上厕所都要掐着表。 林知远点了点头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知道算不算笑。 “后悔什么？” “你爸你妈那边，今年我们去看看他们吧。” “知远，你侄子的满月酒，十二月八号，你能回来吗？” 三天后，他们从朝阳区的一家流浪动物救助站领回了一只橘色的中华田园猫，起名叫“小年”。因为是在过年前后领的，但那个年他们没在父母家过，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 “建国，咱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” “没事。” 林建国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。 然后是两条微信，一条文字，一条语音。 “知道了妈，您也注意身体。” “建国，你倒是说句话啊。”妻子王淑芬坐在他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杯凉透了的茶，眉宇间藏着这些年养尊处优磨不掉的焦虑。 王淑芬的眼眶忽然红了。 那是满足的声音。 林建国看着那条消息，愣了很久。 在这一年里，林知远和家里的联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。从以前的每周一次电话，变成了每月一次，甚至两个月一次。消息回复的频率从几小时变成了几天，甚至完全不回复。 王淑芬把药放回抽屉，坐在床边，看着他。夫妻三十多年，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。他不是身体出了毛病，是心里有事。那件事从去年签字那天就开始了，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，吞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 “多订几天，我想在那儿跨年。” 三个字，一笔一划，工工整整。 他恨的是父亲的理所当然。那五套房子给他，不是因为他需要，而是因为他是弟弟。不是因为他在家照顾父母，而是因为他从小就更会讨父母欢心。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可以量化的、站得住脚的理由，而是因为他晚出生了四年。 林建国听出了大儿子语气里的疏离和坚定。那种坚定不是商量的语气，而是已经做了决定、只是在通知的语气。 苏晚没有看他，自顾自地吃自己那碗面，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 他做了一个心理咨询。在苏晚的陪伴下，他去见了她的一个同事，一位专门处理家庭关系创伤的咨询师。 电话响了五声，接通了。 “知远啊！”林建国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松了口气的意味，“你终于接电话了，这两天是不是忙？我看你也没回消息……” 而他，林建国，用了三十一年加十一个月，才意识到这件事。 信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，把他钉在名为愧疚的十字架上。那个写作文的孩子说“我知道他是爱我的”，用一个八岁孩子能有的全部笃定，替他的失职找了一个最体面的解释——他忙，他是为了这个家。 那笑容没有来由，没有预设的对象，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的脸上，像是一朵花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季节。 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 林建国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，久到手机的屏幕自动熄灭了。 苏晚没有再问。他们在一起十一年，结婚五年，她已经学会不在这种时候追问。她是学心理学的，她知道有些东西不是说出来就能解决的，有些伤口不是被看见就能愈合的。 林知远在这个拥抱里，一点一点地松弛下来。 挂掉。九分钟。 “失望什么？” 不是被他原谅，而是被时间原谅。 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林建国明显急了，声音里带上了一种他很少对外人展示的慌乱，“你是不是因为那房子的事不高兴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不是偏心，是……” “知远你看，那边全是雪！” 苏晚给母亲刘芸打了电话，说今年和知远来南京过年。 大年初三的晚上，苏晚的微信响了。 “我没说您偏心。”林知远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是在谈论五套房子，“签字吧，在哪儿签？” 那是四年前，林知远升总监的时候，用第一笔奖金买的一支万宝龙。他当时还发了一张照片在家庭群里，说“自己挣钱买的，开心”。群里没有人回复他，只有苏晚发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。 十一月的北京开始冷了，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，他穿着深灰色的针织衫，在工位和会议室之间来回穿梭。同事们都觉得林总今天状态不错，该骂人骂人，该夸人夸人，一切如常。